南京某私立医院的宣传页面上出现了一份“精子菜单”，列出25岁、身高180厘米、985硕士学历等条件，并承诺可为单身女性定制试管婴儿，甚至合同约定婴儿性别。月接单量高达三四十例。消息曝光后，舆论哗然，有人痛斥其践踏法律，有人高呼生育自由，还有网友质问为何不能自主决定。
该医院提供从挑选捐精者到性别定制合同再到高效取卵移植的一条龙服务，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签协议就能保证性别满意。这种操作直接违反了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别选择和商业供卵的规定。
根据现行法规，试管婴儿技术仅限合法夫妻使用，需提供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但这家医院却对单身女性敞开大门，打出无需结婚圆母亲梦的广告。这种擦边球行为反映了法律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一边是政策明令禁止，另一边是地下产业链迅速发展。国内“卵子黑市”交易已形成完整链条，导致捐卵者健康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
2023年，最高法支持了一位丧偶女性继续实施胚胎移植的诉求，认定其不违背公序良俗。这一案例被视为司法对特殊群体生育权的认可，但也暴露了法律解释的模糊地带。实际上，我国法律从未明确禁止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但定义存在争议。一些医疗机构因此冒险提供此类服务，甚至通过境外机构绕开监管。
支持者认为这是生育平权的重要一步，呼吁伦理不应阻碍技术，失独家庭和大龄单身女性的需求应被看见。现实中，越来越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单身女性选择去父留子，认为经济独立足以支撑单亲养育。社交平台上，“单身妈妈联盟”已有数万成员，分享试管经验与育儿心得。
反对者担忧一旦放开限制，可能引发基因超市、代孕产业化等乱象。更尖锐的问题在于，若允许定制性别，下一步是否会催生定制智商或外貌？亲子关系的界定也将面临挑战。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查处非法辅助生殖案件超200起，查封地下诊所器械价值逾千万。
这场争议反映了传统伦理与现代个体权利的碰撞。法律若一味禁止，只会将需求推向更隐蔽的角落。2024年北京出台新规，要求医疗机构配备生物识别系统，严查取卵、移植环节的身份信息。或许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如英国允许单身女性试管但禁止商业代孕；美国加州承认代孕合法但需经严格司法审核。我国需要明确法律边界，建立伦理审查机制，打击黑色产业链，同时开放正规渠道疏解需求。科技赋予人类改写生命密码的能力，如何平衡个体权利与社会伦理成为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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